【关注】围观“29岁挂职副县长”,人们在质疑什么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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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:人民日报 发布日期:2019-05-24 08:55 浏览:60次

  近日,“29岁女行长挂职副县长”一事经媒体报道后,引发社会各界广泛争议。1990年出生的九江银行湖口支行行长杨沁,于今年4月开始挂职副县长。

  应该说,29岁挂职副县长,仅仅从年龄上看,并不算特别稀奇。前几年,80后担任县长的新闻很是让舆论关注了一番,他们大多也是30岁左右。

  然而,人们质疑也不是没有道理。

 质 疑 

  对于这样的现象,质疑主要在以下几方面。

  第一,29岁的副县长,虽说全国其他地方也有,但绝对是公务员里的佼佼者,比如名校毕业、高学历、过往政绩优秀、专业技能出众等。那么,杨沁是否有足够的业绩,证明其是同辈者中的出类拔萃者?简单的政府公开信息,并不能说服大多数人。

  毕竟,杨沁的履历都是在银行,且担任支行行长也时间不长,实在是很难证明她适合“副县长”这个职位。

  第二,虽说不能“唯学历论”,但对于年轻人而言,学历是目前体制内公平衡量一个人优秀与否的一项标准。从目前披露的信息看,杨沁的第一学历是通过“3+2”模式(3年中专加2年大专)获得的大专文凭,本科文凭是工作后通过函授拿到的。

  在早已“逢进必考”的官场里,当年都没资格报名公务员考试的杨沁,却一夜之间超越绝大多数同龄人担任副县长,围观群众由此产生不公感,是自然而然的。

  第三,但凡有点“超乎寻常”意味的干部任用,人们总是要问一句:是否有裙带关系?已有信源证实,杨沁的父亲的确长期在当地财政系统任职,与杨沁的工作单位多少有关系。杨父是否在其中起作用,是大众所关心的。

  这几点,都需要当地的相关官方机构下判断、做结论。目前看,当地市委组织部说她“不属于公务人员”,不知言下之意是否是“不归组织部门管”;其所在的九江银行也成立了调查组,但被网友质疑“自己查自己”、能否摆脱杨父金融系统影响力。

 对 比 

  其实,每一次新闻舆论场中出现类似的新闻,只要出现“火箭提拔”四个字,总会让人有围观的欲望。

  为啥?原因之一肯定是,基层干部晋升本来就非常,非常难。

  中国的基层政治体系,是一个典型的金字塔结构。有段子说“不到北京不知道自己官小”,随便砸个砖头可能都是处级以上干部;但在中国更为广袤的基层,也就是县域一级,公务员的晋升空间其实相当有限。

  从岛叔的调研看,以一个中等规模的县(50万人口计)为例,处于金字塔顶端的县委常委大概是11人;常委之外,党委、政府、人大、政协“四套班子”加起来,县处级干部也就30人左右。

  而这样的县,一般来说,正科级干部有200人左右,副科级400人左右,但“股级”干部会有1800人左右,公务员2500人左右,财政供养人员更是达到一两万。

  也就是说,即便是这个县所有的空缺县级干部岗位(一般每年3-4人)都从科级干部中选拔,晋升概率也就1%左右。加上年龄限制,每个基层干部晋升的年龄窗口也就几年。

  这就意味着,大多数干部的职业生涯都只能在普通的公务员岗位上工作。能担任副科级的领导干部,就算是仕途比较成功的;担任科级领导干部,算是心满意足;当个副县长乃至于进常委,那就是人生赢家了。

  从科员到县长,理论上只有副科、正科、副处和正处四级。按公务员法,10年左右可以晋升完毕。但是在实际操作中,晋升有很多隐形的“台阶”,比如普通科员提拔到副科,只能干不太重要的岗位,如乡镇武装部长或副镇长之类;要提拔为正科,一般得担任过副书记才行。

  而在绝大多数地方,“副县长”这个职位,得至少担任过两任一把手才行(两个乡镇书记、或一个镇和一个重要局委办一把手)。而要从普通副县长到县长,总得经过“常委”这道重要的坎;担任过普通常委后,才有资格担任常务副县长或副书记——这两个职位几乎是县长的必由之路。

  所以,在基层,按照体制内普遍说法,30岁左右的副科级、35岁左右的正科级、40岁左右的副县级和45岁左右的正县级,才算是真正“年轻”的领导干部。

  当这种“基层晋升难”的普遍感受,遇上提拔速度快的年轻人、尤其是看上去还有点关系的年轻人,对比一定是强烈的。

  当然,这里说的是实职副县长的晋升之难,“挂职”与此还不完全一样。在某地调研时岛叔拿到一个数据,该县前几年曾一次性从企业、高校引进17名高学历的挂职干部,但最终留下来的只有4名,绝大多数都将之当作刷“基层工作经验”的履历,回原单位提拔去了。但无论如何,对于仕途而言,挂职是一个重要履历,很可能在今后的提拔中起到作用。

 制 度 

  话又说回来,在基层权力结构中有个当官的父亲,就一定意味着腐败吗?

  也不一定,这是很严肃的问题,必须相关机构认定才行,不能随便下结论。

  不过,类似的家庭有意识地培养子女、以符合各种条件、踩着点卡着条件往上走,这是可能的,也是常见的。“给子女安排好、铺好路”,是不少见的“人之常情”,在一些市场经济不发达、自主择业空间小,人们普遍认为体制内职位待遇更好、更稳定优渥的地区,这样的情形就更多见。

  在调研中我们见过,有的地方,卫生局官员的孩子如果学习一般,大多早早地学医,进医院;一些北方城市的电力、银行、能源等系统,也有“父母退休、子女接班”的“潜规则”。从制度上,这些人可能也是公开招聘、考试进入的;但在条件设置、年龄窗口或其他杠杠上,有人为操作的空间,可以说是有意识地利用制度合理地“培养”子女,而非简单地突破组织程序和规则。

  我国的干部管理制度基本上是“下管两级”的体系,副处级和正处级干部的管理权限都在市委组织部门。这意味着,在县域政治的范畴里,公务员的流动是比较少的。

  这种在地方基层形成比较稳定的权力网络的现象,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尤为突出。当时《公务员法》还未实施,大中专毕业生也比较少,基层干部的来源比较多元,包括转业军人、优秀村干部、工人、教师等,但无一例外都是本地干部,这就容易形成盘根错节的关系。

  而据我们的调研看,《公务员法》推行后,公务员的“入口”已经严格把关,外地干部大量涌入全国各地,极大地改变了地方权力网络,“本地干部”和“外地干部”已经成为很多地方的干部群体的基本结构特征;十八大以后,从严治党的效应逐渐显现,干部“圈子”被打破的现象也很普遍。很多基层领导干部对岛叔直言,现如今不能、也不敢“站队”。

 提 醒 

  当前,各地的组织部门都非常用心年轻干部的培养、选拔和任用。世人都觉得在基层,公务员要提拔很难;但从组织工作的角度看,这些年基层普遍“无人可用”的现象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。

  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,很多地方的县乡机构都在消化机构膨胀、人员臃肿的问题。时至今日,很多地方的干部结构仍然不尽合理,“60后”是主力,“70后”断档,“80后”匆忙接班。现如今,“80后”也接近40岁了,有些都不算是“年轻”干部了;“90后”登上历史舞台,也在情理之中。

  但正因为仕途不易、晋升尤难,选人用人机制才要格外讲究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。基层政治既然是一个相对的“熟人社会”,也就意味着,优秀干部应该是比较容易被注意到的。

  在某县调研时,几乎每个干部都可以说出本县最优秀的年轻干部的名字出来,都公认这些人非提拔不可,否则不合情理。仔细一问,都说这几个干部的确能力超强,为人谦虚,也有成绩,综合素质很高——他们在自己的岗位做出了成绩,而且是可以看得见、摸得着的成绩。

  习总书记早就说过,年轻干部要“墩苗”,但要警惕那种去基层混履历、镀金、为提拔而墩苗的现象。从我们的角度看,如果是真正优秀的年轻干部,我们要鼓掌欢迎其担负重任、发挥专长;如果不是,就要经得起舆论和外界的监督检验。毕竟“为政之道,首在用人”,这不仅影响到政治生态、治理效度,社情民意同样密切关注。

  无论如何,对于刚履新挂职副县长的年轻人也好,对于当地行政部门也好,这都是一次检验,也是一次提醒:在阳光下,阴影无处遁形;如果身正,不妨摆摆事实,不怕影子歪。


来源:侠客岛(ID:xiake_island),作者:珞珈散人

本期编辑:石磊、赵雅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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